从依赖国外资助到自主技术商业化落地，中国煤炭直接液化走过了三十年的不平凡历程。

　　舒歌平现为神华煤制油化工公司副总裁、总工程师。他出生于1961年，1985年分配到煤科院煤化所液化室工作，在他长达29年的职业生涯中，他从没有离开煤直接液化这一领域。他是国内最早接触煤直接液化的那一批人，由于长期在煤直接液化一线担任关键职务，他对煤直接液化在中国演变、以及技术路线的嬗变均曾亲身经历。

　　时下神华集团正在推进煤直接液化第二、三条线建设，但业内对煤直接液化的质疑声仍未平息。有鉴于此，《能源》杂志记者于近日专门拜访舒歌平，拟从其亲身所历，来梳清中国煤直接液化发展脉络。

　　1982年春节没多久，我以杭州大学（浙江大学前身）本科生的身份，参加了煤科院煤化所液化室（现名为煤科院煤化工分院液化所)研究生招生考试。过了几个月，我很顺利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，成了那一年液化室录取的两名研究生之一。9月份我到液化室报到的时候，办公楼还没有完全竣工，试验厂房也在建设之中。

　　液化室成立的使命即为推进煤直接液化的研究，包括办公楼和试验厂房，都由当时的煤炭部出资。这也是中国最早开始煤直接液化的机构。成为液化室的研究生，也使得我从杭大物化专业的毕业生，第一次与煤直接液化接触。只是当时到液化室报到的时候，还没有想到煤直接液化，会成为我一生的事业。

　　从液化室毕业之后，我一直留在液化室工作，职务也逐级上升，后来成为液化室的副主任，与史士东主任搭档，2001年成为煤化所副所长。2002年张玉卓以煤科院院长的身份，应聘到神华集团任副总经理，负责推进煤直接液化项目，我应张玉卓邀请进入神华集团，参与到世界上第一个煤直接液化项目的建设与管理，一直到现在。

　　想起当初在液化室的岁月，研究经费捉襟见肘，大家都不敢奢望煤直接液化能够工业化落地。但到了现在，神华第一个煤直接液化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功，实现了长周期稳定运行，去年也实现了盈利。这是起初不可想象的。再看看自己，刚到液化室的时候，对煤直接液化一无所知，但一路走下来，自己也成了这个领域最资深的专家之一了。算算自己和煤直接液化打交道的时间，不知不觉也已经有32年了。

　　算上研究生所在的3年时间，我在液化室历时长达20年。这其中最深刻的记忆，是研究经费寥寥，使得研究工作十分窘迫，为了维持煤直接液化的研究，有一段时间，所里不得不去外面接活，以补贴研究。

　　液化室的研究经费来源有三部分。其中一部分是国家科技部下拨的研究资金。因为煤直接液化是被列入中国“六五”科技攻关项目的，科技部为此下拨液化室直接液化费用150余万元。“七五”的时候，煤直接液化也在科研项目之中，但到了“八五”，煤直接液化就被剔除了，自此也再无国家经费支持。

　　液化室最主要的经费来源是与日本的合作。合作方为日本新能源产业综合研究机构，自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，该机构便开启了“新阳光计划”，以寻找石油替代能源，其中一个重点部分是煤直接液化与煤转化，他们与液化室的合作，主要是寻找中国适合直接液化的煤。日方提供了一套煤直接液化设备，并提供试验经费。

　　最后一部分的经费是由联合国[微博]开发计划署提供。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人员出国和培训，及购买分析仪器。人员工资由煤科院发放。国家和日方提供的经费，则用来进行试验装置的运转。

　　日本人提供的煤直接液化装置日处理煤量为0.1吨，采用的还是老IG工艺，最后的固液分离还是采用离心机处理。根据液化室与日方的合作协议，液化室要面向国内筛选适合煤直接液化的煤种，一开始的试验范围是10个地方的煤种，后来扩大到15个。煤种每在试验装置上运转一次，日方提供5万美金的运转费用。这部分得到的运转数据，由我们与日方共享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我们利用液化室自己拥有的高压釜设备，在更大范围内探索国内煤种直接液化的属性，这部分获取的数据包括转换率、油产率、水产率等，成果由我们独享。

　　事实上，除了一些小课题外，那段时间液化室最主要的工作，即是执行与日方的合作协议。到了1986年，通过国家科技部与德国研究技术部的合作项目，我们从德方免费获得了一套煤直接液化装置，这套装置日处理煤量0.12吨，采用的是新IG工艺，其特点在于固液分离，采用减压蒸馏的方式。

　　当时国际上关于煤直接液化主要有三种技术路线，包括新的IG工艺、供氢溶剂分解法和溶剂萃取法。日本人做事十分严谨，他们综合了这三种技术路线的优点，最后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NEDOL工艺，在日本新日铁公司内，建立了一个日处理煤量1吨的试验装置，以及后来日处理150吨煤的工业化试验装置。

　　日方又将液化室的两套装置，将德国装置的减压蒸馏部分，改装到日本的装置上，并根据NEDOL工艺进行了改造，德国装置剩余部分，改造成了溶剂加氢装置。于是两套装置合二为一，成为一套新的NEDOL工艺煤直接液化试验装置，日处理煤量仍然是0.1吨。

　　从1991年到1995年这5年，是液化室研究经费最困难的5年。因为煤直接液化没有列入“八五”科技攻关项目，没有国家经费。也是从这时候开始，日本人从初始提供设备、人员支持，开始为我们提供资金，以维持设备运转。

　　1995年之后，液化室的资金状况更加窘迫，因为和日方的合作协议已经到期，日方再无资金支持。为了维持设备运转，由煤科院出面，每年提供10万元人民币。这一段时间被我们成为“维持会”时期，史士东主任被我们成为“维持会”会长，我们利用煤科院的影响力，会去煤矿进行一些专家咨询，获得收入用来补贴设备运转和技术研究。

　　正如事物发展有低谷有高潮，身处那段最低潮的岁月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转折点很快就来到了，煤直接液化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时期。

　　那是1996年的1月17日，当时的国家主席，要来液化室考察。那一天考察了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中国矿大北京分校的水煤浆技术，另一即是液化室的煤直接液化技术。

　　后来我回想起来，的视察也有迹可寻。一是从1993年开始，中国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。当时我和石油部一个副部长交流过，也是通过他，我了解到石油勘探成本非常高，他告诉我，打100口井，可能只有几口井有石油。平均下来发现100万吨油，需要50亿元。我们也在编煤直接液化的投资估算，当时算的不太准，得出的结果差不多也是100万吨油，投资在50亿左右。和他交流后，感觉如果比较全生命周期，煤直接液化制油，也许不比直接开采原油高。后来这个副部长有可能写了内参提交了上去，促成了的来访。

　　到了液化室，我是陪同人员之一。我拿着液化室用煤液化而成的石脑油，握着瓶口闻了闻，说了一声“还挺有味的”。他说，中国正在制订“十五”规划，“我当然希望十五期间再发现几个大庆油田，抱几个金娃娃。但从各种情况来看，几乎不太可能。”当时他听了我们的介绍，感觉煤直接液化技术不成问题，主要是经济问题。不过提到中国的国情不一样，能源结构是“富煤、贫油、少气”。当时陪同他前来视察，还有好几个相关部委的领导，发话，要求各部委也支持，选几个点，做一下工业示范。

　　于是由煤科院牵头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选点。选点有几个考量因素，包括煤种液化性能、储量、当地油品市场等。最后我们选了3个点，一是云南先锋的褐煤，储量大、液化性能也好，而且云南当地石油短缺，很适合建厂。二是黑龙江省的依兰煤，虽然储量不高，但液化性能在液化室试验过的煤种中，排列第一。第三是鄂尔多斯(8.99,0.12,1.35%)，那里煤的液化性能在我们试验的10个煤种中排倒数第一，但是储量很大，开采条件也很好。

　　初步选择了建煤直接液化工厂的地点，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选择合适的技术。现在看起来，如果不是在技术选择时出现了一些不如意的地方，也不会有神华煤直接液化技术的横空出世，所以说祸福相依，其中的得失只能由时间去判断。

　　因为确定的是三个地方，我们准备采用三个国外的煤直接液化工艺。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长期的合作伙伴，日本新能源产业综合开发机构，我们第一个给他们发了函，说明此事。然后我们又联系了德国DMT矿业研究院，他们拥有IGOR工艺，还有美国的HTI公司。

　　德方是最先作出反应的，他们派了一个技术人员和副经理过来，因为第一个到访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选择了三个地点，他们就先选择了云南先锋的褐煤。紧随其后的是美方，他们选择了陕西神木的煤。日本人最后到，他们一开始不相信中国有能力做煤直接液化，后来看到德方、美方都来了，派遣了一个十几人组成的调查团，三个地点都考察了一遍，但是因为两个点已经被选走了，所以日方只能选择黑龙江的依兰煤，他们还挺不高兴。

　　当时黑龙江和云南的点都没有业主方，只有鄂尔多斯是神华的煤矿，所以神华集团一开始就参与到鄂尔多斯项目中来。这块的选点陕西和内蒙古一直在争夺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确定，但对直接液化来说，选点在两省交界地，属于同一块煤田，本身没有影响，最后才定在了内蒙古。

　　这样从视察之后第二年，1997年煤科院牵头开始启动选点和技术方接触，并最后完成了三个地方煤直接液化的技术经济报告，并提交给当时的国家计委。

　　也是考虑到黑龙江和云南没有业主单位，日方感觉神华项目最有可能落地，于是做完黑龙江依兰煤技术经济报告后，日方又找到神华，买走50吨煤，回到自己的日处理1吨的试验装置，免费再给神华做一个技术经济报告，这样神华鄂尔多斯项目，就有两个技术经济报告。

　　最后选择技术合作方主要看技术经济报告，美方采用HIT工艺获得的油收率可以达到66%，而日方采用NEDOL工艺获得的油收率在51-52%左右，于是神华集团最后选择了美方的HTI工艺。

　　美国的HTI公司没有资金，只有一个很小的装置，比液化室的装置规模还小。他们还有一个日处理煤量3吨的装置，但不是HTI工艺。后来又神华集团分两次出资，将这个装置改造成HTI工艺，并进行运转，最后出报告。

　　但现在事后看起来，日本人的工作做的更为扎实，鄂尔多斯的煤，现在经过工业项目的验证，油收率也就在51-52%。美方的报告油收率高估了。

　　定下HTI技术大约在2002年前后，这一年张玉卓进入神华任副总经理，负责推进直接液化项目，他也是在此时开始筹建团队，我是2002年1月底到神华报到，实际到神华是在4月份，进入神华之后，我开始详细了解HTI技术，我感觉这个技术存在风险，我就去和张玉卓沟通。

　　HTI技术油收率高的原因在于煤直接液化之后的残渣，还含有一定的油，HTI工艺把这部分通溶剂萃取又返回到主流程中去。但在实际运行中，这部分油进行主流程后重质物质会在系统沉积，最终影响系统运行。

　　4月份决定把液化室的NEDOL装置改造成HTI装置，验证HTI工艺包的数据，7月份开始改造，八月份完成，然后投料运行，投一次停一次，完全无法持续运行。有时候情况好，能运转1天，但从没超过5天。

　　但是当时国务院已经批准了直接液化项目，并且确定了HTI工艺，张玉卓也感到很为难。这样到当年的9月份，我、张玉卓，还有神华总经理陈必亭到德、法、意大利、美国进行考察。在路上张玉卓就说起这个事，他说，我现在过来了，你把种子（HTI工艺）交给我了，我根据这个种子的条件，我找最好的园丁，给它最好的生长条件，但是要是种子不行，长不出来，我可没责任。当时陈必亭就说，种子不行怎么行？还得要再研究。

　　从美国回来正好是10月1日。利用假日时间我就写报告，提出建议，要对HTI工艺进行重大调整。写完报告我提交给张玉卓，他肯定了我的报告，认为写的很好，也很及时，但就个别用词要求我作调整，以缓和语气。然后他就把这个报告提交给神华董事长叶青。

　　国庆长假后第一个工作日，叶青就召集开会，到会现场除叶青外有5个人，分别是屠竹鸣副董事长、张玉卓、我、金嘉璐（原液化室副主任）、史士东。我提出对HTI工艺应做调整，张玉卓同意我的意见。屠竹鸣的意见和我们的也很接近。于是叶青就拍板说要对HTI工艺进行修改。当时意见与美方签订了基础设计合同，会议开完后立即联系美方暂停。

　　但是神华煤直接液化项目基础设计马上就要开始，我们只能先期通过模拟来获得煤直接液化的数据，来提供给设计方进行基础设计。同时进一步改造液化室那套小装置，取消原先HTI残渣萃取中油返回单元，进行试验，获得数据后再顶替原先模拟后的数据。

　　液化室试验做完之后，叶青又召开了一次会，因为这个工艺与其他工艺完全不一样，叶青做了决定，不用HTI工艺，改用自己的工艺。这部分工艺主要来源我的那份报告，即神华出思路、资金，由液化室出人力，最终形成了这个神华工艺，与原来的HTI工艺相比，HTI工艺有4种溶剂油，第一种是加氢溶剂油，第二种是减压蒸馏的重质油，第三种是残渣萃取油，还有一种是高温高压出来的含固液化油。神华工艺最后只留一种加氢溶剂油，其他相关设备全部取消。

　　还有催化剂的问题，一开始迫于工程进度，我们用天然含铁矿物来替代原先催化剂，同时加紧推进“863”催化剂的研发。2002年底HTI工艺取消，2003年“863”催化剂就开发成功。2004年4月份，神华工艺完成最后一个试验，6月份由中国石油化工协会和中国煤炭协会联合进行了鉴定，7月份请中咨公司对调整后的工艺再评估。程序走完后，神华直接液化项目随之开工建设。同时神华集团2004年7月30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为神华工艺申请知识产权，最终于2006年5月24日获得认证证书。

　　尽管神华工艺已经形成，但从液化室日处理煤量0.1吨的装置放大到百万吨油品工业项目，跨度太大。这样在2003年，神华选择在上海建设一个日处理煤6吨的煤直接液化装置，以减小规模放大的风险，同时也培养技术工人，2004年12月17日建成后，一共运行5000多小时，培养操作工500多人次。现在看来，这个装置非常重要，5年时间，这个装置出现了许多问题，一些问题如果在工业装置上出现，将是毁灭性的，但因这个装置得以避免。

　　神华直接液化项目于2004年8月25日，正式开工，2008年12月30日开始投料试车。当时国家高层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，项目开车之前，由副总理在中南海就首次开车专门召开会议，确立以工信部部长李毅中为首次开车指导协调组组长。李毅中组建了三个组，安全组由安监总局为组长单位，保障组以国资委[微博]为组长单位，专家组由曹湘洪为组长，成员主要来自中石化[微博]。这三个组在现场调研了2个多月，最终下结论认为具备开车条件。

　　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开车是12月30日下午2点40分左右，第一次开车就非常成功，持续运行了303个小时。日本NEDOL工艺几个工艺中开车情况最好的，第一次开车也只持续了30多个小时。第一次开车完毕后，大家心定了，这说明神华工艺大的问题没有了，神华集团对外发布了消息。

　　运行几年来，神华直接液化项目每年都在不断改进，年运行时间也在稳步上升，到去年运行了315天，项目达到了长周期稳定运行，也实现盈利。现在我们准备上煤直接液化第二、三条线，上个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内部审查会，第二三条线除在设计上进行完善外，产品部分还是继续延伸，经济性效益会进一步提升，届时神华直接液化总产能将达到400万吨（含70万吨调和油装置）。规划2018年建成。

　　我们还要改进的一个方面是环保。2013年绿色和平组织指责神华直接液化项目违规排污和超采地下水。实际排污是因为装置运行不稳定，后端处理污水菌种死亡，不得已将污水临时排放在蒸发塘中。项目采用地下水是经过国家部门批准的，但考虑到当地水资源不丰富，神华已经做出了承诺，未来要利用神华附近煤矿用水，处理后进行煤直接液化再利用，届时地下水仅作为备用水源。

　　现在看起来，尽管神华直接液化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提升，但目前已达到阶段性成功。但回想起当时的话，在神华的努力下，煤直接液化最终还是落了地，在为国家能源战略安全提供技术储备的同时，也实现了经济效益，达到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。